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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英
(1898-1941)
1913年，項英進入武昌模范大工廠當工人。
1920年項英在武漢組織過紡織工人罷工
1921年12月起項英在武漢江岸籌建鐵路工人俱樂部。
1922年4月項英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2年10月，項英領導漢口揚子江機器廠罷工
1923年和1925年項英領導了平漢鐵路“二七”大罷工和滬西日商紗廠工人二月罷工
1926年秋起，項英在武漢組織工人糾察隊，任總隊長
1928年2月項英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
1928年7月項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
1929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兼中共黨團書記。
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
1931年1月項英起任中共蘇區(qū)中央局委員、代理書記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3年5～12月，項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代理主席。
1934年1月，項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1934年10月，項英任中共蘇區(qū)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qū)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軍委分會主席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和陳毅一起，先后在贛州、南昌與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停止沖突、合作抗日的談判。
1937年12月起，項英任新四軍副軍長、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后改為東南局）書記、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
1940年4月，項英在皖南指揮春季反“掃蕩”，
1940年10月項英參與指揮秋季反“掃蕩”
1941年3月14日凌晨項英在涇縣蜜蜂洞被叛徒劉厚總殺害；
1955年6月19日項英烈士移葬于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
1990年，在武昌為項英立了銅像
 
       項英，湖北武昌人；他在武昌涵三宮的日新預備學堂讀完初中后，15歲便進入武昌模范大工廠當工人。他白天做工，晚上還堅持讀書。工作的磨礪和社會的淬煉塑造出他求識自強的不屈性格；俄國十月革命與五四運動的爆發(fā)，又堅定了他追求真理的執(zhí)著信念。在和包惠僧的會面時項英說：“我自從讀了《勞動周刊》，知道中國工人也要組織起來，我愿意從這方面來努力。”其決心溢于言表；1920年曾在武漢組織過紡織工人罷工；1921年12月起在武漢江岸籌建鐵路工人俱樂部。

       項英同志1922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湖北最早的產業(yè)工人黨員。1922年10月，項英領導漢口揚子江機器廠罷工，并向廠方提出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等條件。廠方對工人提出的要求拒絕采納，還關閉了廠門，企圖“厄工友于困苦之境”。項英鼓勵工人們“要提起精神，努力奮斗，爭回人格，寧死不屈，為揚子工人爭口氣，為天下工友爭口氣”。經過細致的組織宣傳和思想工作，工友們團結一心，意志堅定，最終取得罷工斗爭的勝利。項英很快成為武漢工人階級公認的領袖之

       項英同志長期在武漢、上海等地從事工人運動和黨的工作，曾任平漢鐵路（今北京—漢口）總工會總干事、湖北省工團聯合會組織主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為反對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改善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進行了堅決斗爭。他參與領導的1923年平漢鐵路“二七”大罷工和1925年滬西日商紗廠工人二月罷工，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發(fā)展。

      1926年秋起，在武漢組織工人糾察隊，任總隊長，配合北伐軍作戰(zhàn)，維持社會秩序，參與收回漢口英租界和反夏斗寅叛變的斗爭。在中共第三至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均當選為中央委員。
大革命失敗后到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28年2月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同年7月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后又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共產國際監(jiān)察委員會委員。1929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兼中共黨團書記。

      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1931年1月起任中共蘇區(qū)中央局委員、代理書記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朱德、毛澤東一起，決定建立紅軍總政治部，明確其職責以及政治委員與政治機關之間的關系。對江西紅軍和蘇區(qū)的“肅反”擴大化進行嚴肅批評，提出以教育為主來解決黨內矛盾的正確主張，但受到錯誤的批評。4月被撤銷蘇區(qū)中央局代理書記，改任軍委副主席。1933年5～12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代理主席。發(fā)布命令，確定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之日為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積極領導擴建紅軍，編組新的師和軍團。主持制定《中國工農紅軍誓詞》，建立紅軍中的獎勵制度。動員和組織群眾發(fā)展生產，籌措給養(yǎng)，保證前線供應。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曾主持籌備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成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并兩次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根據中共中央決定，任中共蘇區(qū)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qū)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軍委分會主席，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等一起，率留在蘇區(qū)的紅24師和地方武裝1.6萬余人，掩護紅軍主力進行戰(zhàn)略轉移。11月底鑒于形勢惡化，逐步作出獨立自主堅持斗爭的部署?！?935年2月后，根據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的指示，組織紅軍和游擊隊分路突圍，轉入分散的游擊戰(zhàn)。在與中央失掉聯系、國民黨軍持續(xù)“清剿”的極端困難條件下，緊緊依靠群眾，恢復黨的基層組織，及時調整策略，變換斗爭方式，領導贛粵邊游擊區(qū)軍民作殊死斗爭。曾將游擊戰(zhàn)術編成歌訣，教育紅軍游擊隊提高斗爭藝術，巧妙地與敵周旋，靈活地打擊敵人。和各游擊區(qū)指戰(zhàn)員共同努力，保持了南方游擊區(qū)革命支點，保存了革命骨干。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對于南方游擊區(qū)工作的決議》，對項英和南方各游擊區(qū)軍民的斗爭給予高度評價。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和陳毅一起，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精神，先后在贛州、南昌與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停止沖突、合作抗日的談判。同年12月起，任新四軍副軍長、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后改為東南局）書記、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依據中共中央指示，代表中國共產黨到武漢同國民黨當局談判，就新四軍的具體編組達成協議。

       1938年春，向各游擊區(qū)傳達中共中央指示和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政策，用很短時間將分散在南方8省14個地區(qū)的紅軍和游擊隊編組為新四軍。接著，派出先遣隊赴敵后作戰(zhàn)略偵察，陸續(xù)組織部隊向蘇南、皖南、皖中敵后挺進，開展游擊戰(zhàn)爭。抓緊東南各省中共地方組織的恢復、建立和發(fā)展，在長江南北地區(qū)創(chuàng)建抗日民主根據地。重視部隊建設，強調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發(fā)揚艱苦奮斗的優(yōu)良傳統，大力培養(yǎng)干部，努力提高軍政素質。

      1940年4月在皖南指揮春季反“掃蕩”，10月參與指揮秋季反“掃蕩”，共殲日偽軍3000余人。但他對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認識不足，對向敵后發(fā)展的措施不力，對付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準備不充分，對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的轉移未能抓住有利時機，在1941年1月轉移途中猶豫動搖，處置失當，對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遭受嚴重損失負有一定的責任。

       洞皖南事變后，項英、周子昆等率軍部10余人隱蔽于附近山區(qū)，3月14日凌晨在涇縣蜜蜂洞被叛徒劉厚總殺害；

       英同志遺骸于1955年6月19日移葬于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1990年，在武昌為項英立了銅像，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楊尚昆題詞：“項英同志浩氣長存”。